▍清初天下秩序观的建立

1644年，闯王李自成攻下北京，明朝崇祯皇帝在煤山缢死。吴三桂与清国摄政王多尔衮达成协议，决定迎清兵入关、与李自成军队决战。但李自成军队崩溃后，大批清国官员拥戴顺治皇帝入北京、即皇帝位，满人就此入主中原。清帝国的建立，再次扰乱以汉族为中华的旧秩序，冲破了夷狄不能入主中原的种族观(首次是元朝的建立)。同样的，对东亚诸国而言，满族统治下的中国不再是“天下”的代表者，“华夷论”也随之出现了多元化的各种论述。

为了破除“华夷之辨”的种族藩篱，清帝透过认同儒家文化的行动，强调夷人有德者也可有天命、得天下，论证清政权取代明朝的合法性。 等到灭南明、平三藩、收台湾后，康熙皇帝改用怀柔手段，招纳许多学者士人，发起重编许多儒家经典的文化工程，并趁机修改这些儒家经典的内容，以“外藩”或“藩部”替代“夷狄”的字句，间接达到模糊华夷之分的目的。 除了儒家经典的改写之外，清政府也注意到史书的编写，避免在记事上使用蛮夷等字眼。例如，统计《明实录》与《清实录》对异民族名词的使用上，《清实录》基本上不用“夷狄”、“蛮夷”，避免触动士人对“华夷之辨”的汉族中心情结。 尤其是乾隆朝调整清帝国对外交涉体制后，也随即在《四库全书》与《大清会典》等官方经典调整“夷”的定义，将“四夷”专指未称臣纳贡的洋人或化外之国，并以“中外”取代“华夷”，或将“夷”、“洋”混用，回避汉人对“夷”的多重想象。

在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之中，雍正皇帝最为看重“华夷之辨”的经典诠释，编写《大义觉迷录》解释“华夷之辨”，用以驳斥吕留良对《春秋》“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”的解释。 在《大义觉迷录》里，雍正皇帝特别强调天命与有德之君的关连性，指出清朝君主在血统上虽是“夷”，但在文化上却认同儒家文化，有能力教化天下百姓，确实为“华”，并将“夷”解释为不尊王者，淡化“夷夏之防”的种族色彩，进而证明满人得天命、取天下的正当性。 除了强调清帝得天下的正当性，雍正皇帝还利用儒家经典的“以德服人”、“天命思想”及“王化思想”，驳斥狭隘的种族观念，试图将蒙古、西藏、回部等地区收拢入中华世界帝国。 由此可知，对清初诸帝而言，只要用文化来判断华夏、蛮夷，证明清帝获天命、成天子、得天下的正当性基础，便能避开汉人、满人的种族问题，还能强调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辨，扩大皇权的控制范围，并让清帝国的边界变得模糊，华夷之间的标准也不再是绝对的血统论，反而有了伸缩的变动空间，清帝国的“边界”也变成相对的文化概念，不再是汉族与非汉族的绝对界线。 正因如此，清初诸帝重新建构了“华”、“夷”的判别标准，并借由“宾礼”的朝觐、燕饮、赏赐等仪式，建立以儒家文化为主，并能兼容各部族习惯的多民族帝国。

清代“天下秩序观”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其弹性空间与多元兼容的可能性。与明帝国不同的是，清帝国处理周边国家或部落的手腕相当灵活。早在金国时期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一直积极拉拢蒙古各部族，对愿意归降或结盟的蒙古贝勒及其族人给予各种优待条件，并建立蒙古八旗，使满洲共同体的“我群”(we group)概念相对扩大。 随后，清政府用武力与恩赏双管齐下，慢慢收拢了中国周边的蒙古、西藏、回部、四川番寺、青海番寺等部族，并考虑到蒙古、西藏、回部等部的特殊地位，调整外藩、属藩、外夷的身分认定，还强调“内外有别”的等差礼秩，回避“华夷之辨”的旧有划分，如此一来，消解了汉人士大夫对“夷夏之防”的紧张感，也让蒙古、西藏等部族视为满洲共同体的一部分，能更有效融入清帝国的统治之下。 再从清政府款待外藩王公、属藩国王、贡使的方式，可见其格外优待蒙古王公，不但位阶比同内亲王，高于属藩国王，并在接待仪节上，也凸显蒙古王公的身分不同于一般的臣属，多获清帝亲自举宴、赐酒、赐座的优遇，甚至用家人礼的形式，表现出皇帝与蒙古王公的拟亲属关系，借以表明满蒙一家，争取蒙古王公的支持。

除了外藩诸部能享受特殊待遇之外，清初诸帝对外洋诸国也会考虑敌我力量的强弱，再决定如何处理对方的身分，依其身分来决定款接礼仪。当这些国家弱小，清帝国便要求对方行不对等位阶的“朝贡礼”，建立双方的君臣名分；当这些国家强大，清帝国便采取优待使者、采行对等位阶的“客礼”。 因为准噶尔骚扰和中俄边界问题，康熙中期的对俄政策已有转变，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皆采取对俄亲善的政策，视俄国为敌体之国，优待俄国使者，于是变通俄使觐见的仪式，如俄国国书不再放在黄案上进呈，而由雍正皇帝亲接国书。 由此可知，康熙、雍正皇帝视俄国为“与国”，并透过理藩院与俄国枢密院交涉，回避中国皇帝与俄国沙皇的位阶问题，与之订约互市，让俄国不再支持准噶尔。 准噶尔澈底平定后，乾隆皇帝重新调整对俄关系，要求俄国应遵守“朝贡礼”的规范，并透过关闭边市，迫使俄国签订新的《恰克图条约附款》， 坚持中国尊于俄国，不再允许俄国的正式使团赴京谈判，甚至销毁了雍正朝两次遣使俄国报聘的官方纪录，掩盖康熙、雍正皇帝曾视俄国为敌体，待以客礼的事实。

从乾隆朝对俄政策的转变，可知清政府不再承认有“与国”的存在，也摒弃了讲求对等位阶的“客礼”，不再是“客礼”与“朝贡礼”并存的弹性路线。当有外洋国家遣使来华，清政府便采取“朝贡礼”的方案，要求这些国家进表文、贡方物，将其使者视为贡使，试着让这些国家接受“朝贡国”的政治身分，成为清朝皇帝的“外臣”。但当清政府鞭长莫及、无法强迫这些外洋国家称臣、进表、纳贡时，便将这些国家视为不受天子教化的“外夷”，断绝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，不再设法将之变为属藩，只允许通商关系，将之归入“互市国”的行列，并借互市制度，作为“朝贡礼”的补充方案，回避外洋诸国是否称臣的难题，为不受 “宾礼”约束的国家，预留转圜的空间， 这样便不须改动宾礼体制，也将外洋之国归入“天下秩序”之中，解决了“天下秩序”在实施上的缺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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