▍天下秩序观的解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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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，迫使清政府签订《江宁条约》，却未能改变清帝国的对外交涉体制。直到咸丰八年(1858)，清政府在《天津条约》的约束下，不得不接受“公使驻京”条款，但这些要求中国平等往来的相关条款，不但涉及到清帝国对外交涉体制的根本，也会因承认英国、法国作为“与国”的对等地位，间接影响“天下秩序”的正当性基础，自然变成清政府无法接受的难题。为了解决“公使驻京”的难题，大学士桂良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多次交涉，额尔金最后妥协外国公使不必长驻北京，但要求英法两国特使在北京换约，遂有后来大沽炮台炮击前往北京换约的英法两国船舰之事，埋下咸丰十年(1860)英法联军进占北京、火烧圆明园的恶果。 碍于英法联军的压力，清政府不得不履行“公使驻京”的条款，并成立总理衙门，负责对外交涉事务。咸丰十一年(1861)，英、法、俄国公使陆续进驻北京， 并根据《中英天津条约》，提出“亲递国书”的要求，但因咸丰皇帝不愿回京、随即崩逝热河，外国公使们未能向咸丰皇帝亲自递交国书，自然也无法讨论清政府对外交涉体制的相关事宜。同治皇帝即位后，总理衙门声明请觐递书之事，须等皇帝亲政后，再行处理，而英国对华政策也改采合作路线，不但不再执着请觐递书问题，还支持恭亲王的执政，帮助清军进剿内乱，间接稳定了清政府的危局， 也使清政府开始推动洋务运动，欲师夷长技以制夷。
1860 年代清政府推动洋务运动的同时，总理衙门开始导入以“国际法”为规范的条约体制，并试著将国家主权等概念融入原有的“天下秩序观”之内，呈现出不中不西、互相竞争又彼此妥协的互动过程。在封疆大吏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的支持下，总理衙门得以将欧美国家作为“与国”，并提出一套适用于“与国”的“客礼”方案及其论述，使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不再被限定在“朝贡礼”的框架之中，外国公使团也不必向同治皇帝行跪拜礼。正因为“客礼”的弹性空间，使清政府仍可随现实政治的需要，调整同治十二年、光绪十七年、十八年、二十年“公使请觐”的相关仪节，各国公使始终被当作天子的“客臣”，并借“优礼外人”的名义，允许外国公使行“鞠躬礼”，让清政府能自圆其说，不会破坏“天下秩序”的正当性。 然而，在清政府没有足够国力保护其属藩的情况下，东亚诸国传统朝贡体系的“天下秩序观”只能逐渐解构，并转移到强调现代国家主权与领土概念的民族国家观，利用“国际法”维护本国的利权，进而引起东亚诸国对“天下秩序观”的典范转移。尤其在清帝国国力日衰的情况下，依赖清帝国的属藩一一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时，清政府维持“天下秩序”的努力终究徒劳，“天下秩序”再也无法包容中国与欧美各国的关系，而清政府坚持“名分秩序”的等差原则很难用来约束外国在华官民的行动，往往让清政府与外国公使屡生龃龉，其冲突焦点遂集中在“外国公使觐见礼”的仪节问题。可以说，中外争执“外国公使觐见礼”的肇因，不在“跪拜礼”的行礼与否，而是身为天子的中国皇帝是“天下秩序”的顶点，尤其是在这样假设下造成的等差位阶与名分秩序，自然与“国际法”的主权平等观格格不入，难以融合。
1900年，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，却无力抵抗联军的攻击，只好带著光绪皇帝弃京西逃。 外国驻华公使团要求重惩清政府围攻使馆之罪，要求清政府重组总理衙门，提高涉外机构在清政府的地位，并试图让清政府接受欧美国家的外交惯例，解决长期争议的“外国公使觐见礼”问题。 各国公使提出这些条件的目的，很明显是试图将皇帝“去神圣化”，让清政府接受以“国际法”为主的国际体系，但考虑到清政府统治的正当性，公使团也不愿过度折辱皇帝，避免清政府垮台。 因此，负责交涉的李鸿章等人挽回了在太和殿入觐、乘坐黄轿及乾清宫阶前降舆三款，总算维护了皇帝作为“天子”的至尊地位。 然而，慈禧太后回銮北京后，清政府对外交涉的相关仪节逐渐改行西式外交礼仪，藉以交好公使团，而新设立的外务部也改用“国际法”约束外国官民的行动，不再像过去那样用“名分秩序”处理外国公使、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的问题。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五日(1911.7.20)，清政府废除礼部， 至此“宾礼体制”才算是完全结束，中国传统“天下秩序观”也走入历史的洪流。不过，“天下秩序观”与宾礼礼仪虽不再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，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等差原则与名分观念，并深深影响了民国以后的外交政策，如上国与主国之分，正统与伪政权的名分之争。这可从中国现代外交史的研究成果，得到佐证。 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概念虽看似从欧洲移植的民族国家形式，但其内容却是从“天下秩序观”套用新名词转化而来的，并被运用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“种族革命”口号之中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起源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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